本書主要講述的是作者所經曆的一些事，日本攻占上海後，宋慶齡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香港去繼續她的工作。在轉移齣去之前，她又得過一關，因為她的寓所雖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歸外國人管轄，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帶），但現在除在附近經常齣沒的密探外，又多瞭一些前來監視的日本特務。為瞭麻痹這些傢夥，在動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傢中安排瞭一種使人不可能産生任何疑竇的安詳景象。兩位外國女友到傢裏來喝茶，一會兒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也來瞭。她和貼身女傭李姐從後門登上艾黎雇來的齣租汽車，然後開往公共租界的外灘碼頭，登上一艘掛外國旗的沿海客輪。她用頭巾捂住半個臉龐（那天天氣很冷），一隻手挽住艾黎的結實的臂膀，顯得十分輕鬆自如地一同走上跳闆，沒有人來得及阻止和盤問。

在國內事務方麵，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強和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及其核心——國共兩黨的重新閤作，這在抗戰期間曾經幾起幾落。在國際上，她幫助建立和加強反法西斯陣綫。

為瞭在戰火紛飛的中國實現內部團結並擴大進步影響，她始終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兩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強當時正在齣現的積極的、建設性的發展趨勢。特彆是她對國民黨於1938年春在武漢召開臨時代錶大會所通過的、統一戰綫導嚮的《抗戰建國綱領》，錶示堅決支持。她在4月間同何香凝聯名發錶緻國民黨領導的公開信，認為這個綱領須付諸實施，而不應隻停留在紙麵上。她們都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且始終如一地主張國共閤作（雖然幾乎長期處於孤立狀態）。她們沒有實權，但受到公眾尊敬。在這封信中，她們就國民黨對國傢和人民的責任，提齣七點建議：“一、重振黨紀，嚴厲製裁一切偷生怕死、貪汙舞弊、欺民枉法之負責黨員……；二、尊重民意，實現民權，徹底取消一切有形或無形壓製民意、妨礙民權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黨派鬥爭，務使全國人民一緻精誠團結；四、時刻不忘當前民族國傢之恥辱，勝睏不驕，敗亦不餒，貫徹抗戰建國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轍。凡稍得勝利，即妄冀和平、實為屈辱之主張，尤應堅決反對，勿使我民族國傢，重蹈萬劫不復之地；五、嚴防敵寇陰謀，勿中其一切挑撥利誘之伎倆，務使其不戰亦能滅亡中國之毒計無從實現；六、嚴厲執行褫奪從事傀儡漢奸者之公民權，沒收其全部財産，如身為黨政負責人員，尤應加以嚴峻之刑律……；七、勿忘全國同胞在被占區域及作戰區域……種種慘痛……黨政當局貴能犧牲少數人之安榮利祿，而以解除全國人民生活苦痛為前提……救濟難民、撫慰流亡、優恤陣亡將士傢屬及死難同胞、取消與禁止一切苛捐雜稅及高利貸，斟酌情形豁免賦稅，或減低租稅等等，當努力實行，務使全國同胞樂於追隨吾黨，抗戰到底。”

對戰時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慶齡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緻函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提齣應製止民眾逃入香港（婦孺老弱除外）。年輕力壯者和富裕者大批齣亡會降低海外對中國的尊敬。應訓練更多壯丁參戰、改善防空設備、照顧難民生活。

她對投降主義的心態和陰謀感到十分憤怒和厭惡。1938年5月25日給新西蘭籍同事傑姆斯·貝特蘭的信中，她譴責瞭中國的投降主義並聯係到歐洲的情況：

“那些失敗主義者又在嚷嚷和平瞭。但在我心裏毫無疑問：我們——人民——將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迴所有德國軍事顧問（他們過去幫助國民黨打中國紅軍，後來有一個短時期幫助打日本，現在日本又成瞭納粹德國的盟友）。他們全都不願意迴去。希特勒還沒有意識到他正在乾一件什麼樣的蠢事……把那些有問題的人和那些間諜從我們中間清除齣去之後，我們會戰鬥得更好。”

1938年7月7日，在《抗戰的一周年》一文①裏，宋慶齡贊揚瞭一年來剋服巨大睏難而進行的嚴酷的、犧牲慘重的戰鬥，但警告說，這“不過是爭取我中華民族解放、獨立的開始”，並須警惕“國內實不乏怯於對外、勇於對內的政治傢，抗戰伊始，即抱失敗主義，一聞敵人有意言和，即入齣活動，恨不能立刻成為事實。……要斬斷敵寇侵略的另一隻魔手——政治誘和的陰謀”。

她還說，《抗戰建國綱領》雖已公布，還有待於實行。對人民進行政治動員和軍事訓練是必要的。同樣必要的是發動國內及華僑的富有者，籌資開發中國的西南和西北地區。“改善人民生計”、“改善政治機構”（這是她經常提到的主題）都“須立即求其實施”。政府應盡速召開“國民參政會”，“不僅聽取彼等意見，貴能迅予執行彼等……之提案，進而能改變參政會之職權，不僅為一中樞政府之谘詢機關，而為民主政治國會職權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