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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庞大岳

出品人:

页数:80

译者:

出版时间:2004-08-01

价格:6.00

装帧:平装(无盘)

isbn号码:9787535328854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诗经
• 楚辞
• 中国古典诗歌
• 经典名著
• 文学
• 诗歌
• 传统文化
• 先秦文学
• 文化典籍
• 中华文化

汉代辞赋的璀璨群星：辞赋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汉代辞赋这一文学体裁的独特魅力与发展脉络，聚焦于在《诗经》、《楚辞》之后，辞赋文学如何在中国文学史上完成一次重大的风格转型与艺术革新。我们不以复述前人经典为目的，而是致力于挖掘汉赋作为一种成熟文体在表现手法、思想内涵以及社会功能上的新变化。 第一章：汉赋的兴起与时代背景的重塑 汉代，是中华帝国制度初定、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时期。秦朝的统一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石，而随后的汉代则在继承与发展中，构建了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结构。这种宏大叙事的需求，与汉代文人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为辞赋的“大赋”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1 汉赋与经学思潮的交织： 不同于先秦时期，尤其《楚辞》中浓郁的个体情感与浪漫主义色彩，汉赋的创作深受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入世精神，要求文人不仅要在文学中展现才华，更要承担教化天下、辅佐君王的使命。因此，早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虽有悼亡之意，但更多地是将个人的悲愤融入到对国家命运的忧思之中。随后，以枚乘、东方朔为代表的文人，开始将辞赋用作政治辩论和讽谏时弊的工具，辞赋的“言志”功能被强化，但其表现形式已然脱离了纯粹的抒情。 1.2 宫廷文学的繁荣与赋体的制度化： 随着汉武帝时期大一统格局的巩固，宫廷对文学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盛大的祭祀、歌功颂德的需要，催生了大量篇幅宏大、结构严谨的“大赋”。这些作品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辞藻堆砌，它们开始承担起记录国家典章制度、描摹宫殿苑囿、宣扬帝王功业的职能。我们在此章节中详细考察了汉武帝朝诸位赋家的创作模式，分析他们如何将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与现实政治巧妙地融合，构建起一个既符合儒家正统，又充满奇幻色彩的文学世界。这标志着辞赋从抒情小品向制度化、叙事化文学的转变。 第二章：铺陈扬厉的艺术高峰：铺陈手法的深入剖析 汉赋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无与伦比的铺陈能力和极尽华丽的辞藻。这种“铺张扬厉”的风格，是汉代盛世气象的文学投射。 2.1 结构布局的宏大化： 汉赋往往遵循严格的“总—分—总”结构，或“起兴—叙事—论证—总结”的模式。本章细致梳理了司马相如《子虚赋》和杨雄《甘泉赋》的结构脉络，揭示了其如何通过层层递进、反复铺陈的手法，将叙事空间无限扩大，将描绘对象细致入微。我们尤其关注赋中对异域物产、珍禽异兽的罗列，这不仅是炫耀国力的表现，也是文人展示博闻强识的途径。 2.2 典故的运用与句式的创新： 与《楚辞》中继承自楚地方言与神话的独特语汇不同，汉赋大量借鉴并改造了先秦散文（如《庄子》《韩非子》）的句式，结合四言、六言、七言的长短错综句式，形成了既工整又跌宕的音律美感。我们将重点分析“排偶”的滥用现象，探讨这种修辞手法在构建气势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情感深度的削弱。大量的典故引用，使得汉赋具有极强的“引经据典”的论证效力，每一个描摹背后，都隐含着对政治正确性的遵循。 第三章：扬雄的转向与赋体的内省化 如果说司马相如代表了汉赋的鼎盛与外向性，那么西汉末年的杨雄，则标志着辞赋文学开始出现向内收敛和自我反思的趋势。 3.1 “文之野”与“文之雅”的辩证： 杨雄对汉赋过度追求形式和浮夸辞藻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主张文学应回归质朴，强调“义”在“辞”之上。他在《法言》中流露出的对浮华之风的反思，直接影响了他后期赋作的风格。我们分析杨雄的《羽猎赋》与《河西赋》，发现其虽然仍保留了大赋的形制，但在描摹的侧重点上，已逐渐从外在的物象转向内在的道德伦理和治国方略。 3.2 赋体向骈文的过渡： 汉赋在句法上的成熟，特别是对偶句式的运用达到了极致，这为后世的骈文体提供了直接的范本。本章将详述这种句式革新如何逐步脱离了散文的长短句的限制，朝着更加整齐划一、注重声律的固定格式发展。通过对比汉赋与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句式结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辞赋体如何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并将其艺术遗产成功地移植到新的文学形态之中。 第四章：汉赋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局限 汉赋的盛行，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需求驱动的结果。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汉代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反映。 4.1 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 汉赋的核心功能在于“美化现实”与“宣扬教化”。无论是对盛世图景的描绘，还是对异域风物的罗列，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论证汉王朝的“天命所归”和帝王统治的合法性。本章将探讨汉赋中体现出的强烈的“大一统”观念，以及其如何系统性地纳入了官方的历史叙事框架。 4.2 艺术形式的内在限制： 铺陈的极致也带来了艺术上的局限性。过分追求宏大与对称，往往导致情感的稀释和叙事的僵硬。汉赋的“辞”大于“意”的倾向，使其在表达深刻、微妙的个人体验时显得力不从心。这种形式上的束缚，最终促使后世的文学家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例如，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正是对汉赋过度世俗化和政治化的反动。 本书最终旨在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且不预设立场的汉赋研究视角，将这一文学体裁置于汉代历史、思想与社会结构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审视，从而揭示其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性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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