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一书，是作者最近三年来对世纪之交的文化现象关注与研究而形成的一部文集，论著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即“他者”语境出发，对“自我”存在的问题及问题的前提加以审理，并且对中国20世纪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新发展做出了新的阐释，为当今90年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视角。

自我定位问题，包括自我知识和自我立场的反省。强调自我立场、自我身份并不意味着拒斥甚至放逐西方、置西方于我们的视野之外。如果一味的站在中国本位立场上看问题，会使我们因视野的狭窄而丧失对这个“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社会阐释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自我与他者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与他者的多重复杂关系，才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论著的上篇主要就是从“他者”语境着手对20世纪西方的审美性哲学或曰“哲性诗学”进行剖析和研究。诸如身体意识与知觉美学理论（梅洛―庞蒂）、解释学的文本理论（利科尔）、权利话语与文化理论（福科）、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查理・勒翰和卡瑞利・伯特）等作了深层次的阐释；对全球化消费中的传媒话语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范式和基本特点以及后现代文化的阐释焦虑问题、海外汉学家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加以深入的研究。下篇则从对西方文化理论语境的审视回到中国问题上来。分别对知识分子的言说与写作、当代文化视域中的“人的问题”的再审视、中西文化的交汇点、现代知识分子的分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场、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新世纪的“中国形象”等问题进行了审理和价值评判。论者从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从公共空间和个体伦理的关系入手，审理世纪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问题，试图从自我审视他者，从他者定位自我，从自我融摄他者，从他者创生新的自我。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审视现代西方文化理论语境时，不做包罗万象的哲学话语和诗学问题的“宏伟叙事”，不面面俱到的对每位有影响的大师的思想做出研究，而是在当前主要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中就部分问题加以透视和对话，找到时代精神更叠演变的“思想性”问题并加以清理，清晰的勾勒出西方思想语境的多元景观。“现象学追问”与“解释学逻辑”已然成为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基本方法和文艺理论批评的重要原则。论者注重对在学界重视不够的理论家进行介绍，诸如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的知觉、肉身化问题、艺术的当代意义及语言问题，以及利科尔的从解释学角度来阐释文本的意义和文本解释的适用性和疏理性原则等理论加以关注，也论及到解构主义理论中福科的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诸如知识性、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问题的研究及其对当代人文科学具有的重要意义；众多的文化哲学和诗学审视的新方法中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受到批评家的格外重视。福科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的“凝视”、“看”与“被看”、微型权力分析模式、文化身份问题的见解是引人深思的。同样新历史主义也借用福科的权利话语理论来探讨历史中的权利问题、政治问题甚至文化霸权问题，因此与后殖民主义理论有某方面的内在联系。

论者仅就对新历史主义做出严肃分析的勒翰和伯特两位学者的理论做了述评，同时对其过分悲观的理论观点提出质疑，并指出这一新的历史评价的方法无疑会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和文化策略促使我们在二十世纪末做出自己的文化反思；全球化语境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大众传媒问题，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消费意识的当代传媒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权力形式，由于其具有的正负面双重效应使得西方许多一流思想家都对传媒霸权加以反省。布迪厄的“身体视欲”理论中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的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的阐释，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的描述；布希亚德对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销蚀意义的功能的清算；斯克莱尔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德里克对全球话语中的传播权力播撒化等问题的阐释。这些都是当代前沿的学术问题，西方学者对此做出了精深的研究，而困扰他们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论者在寻求他者与自我相互沟通的契合点时注意到海外汉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长期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使他们能够进入更大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挖掘――在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学研究。论者对几位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家诸如杜维明、叶维廉、周蕾、奚密、梁燕城等的观点做了梳理。涉及到的问题有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思想的当代转化、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儒家思想与后现代性、中华性、港台文化与后殖民主义、现代汉诗与后现代问题、东方主义等。侨居海外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些学者可以立足于当代整个世界文化发展和后现代性文化的大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从他者角度审视自我，从他者定位自我形象。

从审视他者回到自我形象的审理时，论者能站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和历史语境中来看问题，重新审查知识和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到当代文化批判和政治性解读中去。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世俗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如何在边缘化位置书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如何处理学术与时代、学术与自我的关系？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心路历程？其二，是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精英文化造成怎样的内在冲突、怎样的张力或双方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现代后殖民在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如何阐释？其四，新历史主义带来了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真实？历史应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大史”，还是“小史”、“野史”、“稗史”？其五，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该有尺度？应该有怎样的尺度？其六，是在后殖民语境中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化与民族化？即如何在他者语境中清晰的审视自我的身份与如何在深度的自我审视中把握他者？问题的复杂性使的我们在自我问题的清理时必得面对诸多公共性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的审理和深度的阐释，才有可能从“全球镜像”中看清当代“中国镜像”，并得以有效的塑造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论者对“他者”话语的价值述评和“自我”问题的关注，都强调学者的自我选择性和尺度感，尽量保持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中立，保持研究态度的客观性。不去贸然处理尚未经深入研究和思考过的问题材料和领域；不对任何未经判断证实的结论人云亦云，不以非此即彼的认识理念使自己屈从于某个结论，未有所得就宁愿暂时搁置而不遂下结论；不带有门户之见和个体偏见去看问题，不为某些时髦的话语所迷惑。应用“不”这一现象学“减法”，使论者能够面对“现象本身”并进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直观”。

《目击道存》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注重从他者镜像中体认自我。在西方这无所不在，无所不渗的他者前，中国可以透过这一现代性镜像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形象，重写自己的历史。所以，在切入中国问题之前清醒地清理西方知识背景，最终清理中国的学术文化问题成为本书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一独特的研究方法不仅显示出论者的批判性眼光和超越性思维，而且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书写有着重要启发意义。